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概念及实践问题

• 作者 中国论文资源库 • 2012年05月19日17:15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概念及实践问题

  近年来,我国逐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但是,还是有许多不公平的现象存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来研究教育公平问题,国内学者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实践研究,主要体现在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分析与描述,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和解决对策等方面。
  (一)我国高等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研究
  学者们根据自己不同的观点看法和不同的分类方法,对公平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是对高等教育在各个具体方面表现出来的公平问题(如地域差异,阶层差异,资源分配,高收费和性别等导致的问题)进行研究。总的来说,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大致都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我国高考招生制度导致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同。高考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必经之路,高考制度虽然完全摒弃了权利、家庭出身、性别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对教育公平的影响,而走向以客观的社会标准—“考试分数”来衡量社会的预备精英,即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而这种平等表面上看似以客观性和公正性保证了个人凭借才能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实质上却隐含更深层次的不公平。这个高考招生制度导致了不同地区考生的入学机会不公平现象。
  2.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我国东、中部和西部及沿海与内地之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国家在政策上给予经济发达城市更多的支持,并在发达城市大力建设重点院校,名牌大学大多在大城市,这也造成了一个不公平现象:发达地区的孩子可以以较低的分数进入名牌大学的现实。
  (二)产生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原因研究
    
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原因分析,各位学者站的角度不同,观点也就不同。有的就从引起问题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来分析,客观因素有经济文化方面的,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客观因素;主观方面的因素有教育制度的体制性缺陷,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平衡和收费制度的不合理,高校资助体系的不完善等。
   

摘要:教育性别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方面。本文针对高等教育中性别不公平的现状,综合分析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期望能对进一步促进我国男女之间高等教育起点、过程、结果公平能有所助益。

进入专题: 大学招生指标制度
  合宪性
  地域歧视
  教育平等
 

关键词:高等教育;性别公平

张千帆  

自从人类教育事业兴起以来,教育一直是男性的天下,男性居于中心地位,女性则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也不例外。随着教育公平和女权主义思潮的兴起,我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着手,认为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低于男性,从而认为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1]。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不断扩大,我国的女性高等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同时,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并且在某些层次的高等教育中已经超过男性的比例[2]。教育性别公平是人类平等理想的重要内容和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它指在教育的三个阶段都实现对两性教育利益分配的公平:一是在教育起点上,使两性入学机会或进入其它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二是在教育过程中,向两性所提供的教育条件包括培养目标、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教育资源等都基本相同;三是在教育结果方面,使两性获得的发展水平和资格认定相同[3]。入学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不公平贯穿了高等教育整个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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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与高等教育起点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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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大学招生指标制度和录取标准的地方差异出发,分析了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社会后果,并认定招生指标等高等教育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违背了宪法平等原则。文章肯定了少数族群优惠政策等纠偏行动的初衷,但同时指出其需要改进完善之处。文章最后探讨了统一高考的必要性、考试公平和多元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对于打破招生地方保护主义所应承担的宪法义务。

在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层次上,通过对1995 –
2008年间男女两性的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比较发现,1995年,男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各占所在适龄人口(18-21岁)的5.
16 %和2. 86 %,而到了2008年,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超过男性,达到24. 28
%,男性只占23. 02
%。从在校人数来看,2003年、2006年、2010年、2013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女生分别达到497.05万、835.72万、1135.09万、1276.92万,分别占全体大学生总数的44.52%、8.06%、50.86%、51.74%[4]。2013年普通本科高等教育中男性在校学生为720.6万人,女性在校人数为7773.8万人,普通专科高等教育中男性在校生人数为470.5万人,女性在校生人数为503.1万人。在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层次中女性人数已经超过男性,并且这种比例的失调成上升趋势。

   关键词:大学招生,高考制度,地域歧视,教育平等

[if !supportLists]2.[endif]高等教育起点性别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英文标题:Diversity or Discrimination? A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Admission Quota Schem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高考作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唯一途径,成为推动性别比例失调的重要动力。高考在我国作为一种重要的评价制度,承担着为高校选拔人才的重任,其作用是设法把整个考生群体形成合理区分度,帮助不同的大学录取不同层次的学生。但现行的高考制度是高度统一的考试,只能反映出考生群体的普遍性能力与水平,而无法反映学生的个性特长;再加上考试的内容被文本知识所垄断,方式是单一静态的笔试为主,因而只能考察学生学科知识,而不能反映每个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因此这种大一统的高考制度所表现的公平只是相对公平,即以文化分数为选才标准的公平,而学生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其他因素难以反映。这既有悖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又不利于学校对学生的管教[5],也严重的影响了男生学习的积极性。心理学研究早就表明,男女在身心发展方面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在人格方面:进入学龄期后,男生在外倾性和倔强性方面,盛于女生;而女生在顺从性和掩饰性方面则超出男生;女孩显的更合群,能更好地理解、配合、服从老师的指令,有不满可以很好的掩饰自己的情绪。而男生则活泼、好动、不服从,尤其不喜欢遵从规范,甚至很多男生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试卷上指定的位置,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情绪容易外露。在智力方面:虽然研究表明男女在整体上智商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男女在智力的不同方面及表现早晚上确实有差异。在语言方面,女性不但优于男性,而且语言能力发展的也比男孩早。而语言是认知发展的基础,这种优势决定了女孩在早期比男生有着更出色的表现。故女孩的语文、英语成绩都比较好,而这两门学科都是中考、高考文理课的必考科目;在注意力方面:女性注意力集中,稳定,善于倾听,更适合以课堂、书本、教师为主的学习方式,所以他们通过课堂获取知识的能力强。而男生注意力容易分散,喜欢动手实践,所以不太适合安静的课堂,更适合参加操作实践活动,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强。在过份强调安静学习、严格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教育氛围中,女孩则更容易得到老师的肯定与鼓励,而男生则更多的体会到的是训斥、失败,进而产生自卑的心理和对自我的怀疑。所以看似在我国最为公正、最为透明的高考制度实质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高考制度引领下的教育评价制度,通过发挥它特有的筛选功能,成为造就高等教育性别起点不公平的最大功臣。

  

二性别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

一、引言

  1. 性别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现状

   孔子曰:“有教无类。”[1]
2500多年前,这句话可谓惊世骇俗,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统一意识远没有发育完全的封建帝国,既没有宪法,也不讲平等,更没有成熟的现代教育制度;但是孔子收留和教导的学生却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而且似乎也没有因地域而对学生有所区别对待(譬如对外地学生要求更严格的录取标准)。事实上,孔子当年办的是“私学”,因而即便这么做也不能被扣上“违宪”的帽子。然而,时隔2500多年之后,在一个全国各地因经济与交通的发达而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在一个宪法明确规定权利平等的单一制国家,我们的“公学”——包括那些由全国纳税人共同供养的影响远超过本地范围的知名学府——却每年都在堂而皇之地歧视着上千万的各地考生。和“有教无类”的伟大理念相比,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有教”但也“有类”:除了民族、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自然或人为造成的不平等之外,考生能进什么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居住在什么地方,户籍成了决定教育机会的一大“类”:对于同样的考分,山东或河南考生只能勉强考上一个非重点大学,而北京的考生却足以如愿进入北大的门槛。[2]
受教育机会取决于考生自己所不能控制的户籍而不是他们在考场上的表现,有些考生家庭甚至为了获得更优越的受教育机会不惜千里迢迢“高考移民”,这些看似怪诞的现象其实是现行高考制度十分自然的结果。

(一)专业分布的性别比例失调

  
面对昭然若揭的高等教育歧视,众多学者却似乎已如此习惯,以至集体“失语”了。虽然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倡高考改革,但是坐镇各大高校的学者却似乎普遍对本校的地域歧视听之任之、不闻不问,有的甚至通过混淆视听等方式为现行招生制度辩护。一个常见的主张是大学招生不能实现平等,否则如何照顾边远贫困地区的考生?[3]
但这种主张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故意混淆视听,因为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地方保护主义和纠偏行动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措施混为一谈。然而,大学招生歧视的客观事实是抹杀不了的。看看我们各大名校的生源分布,目前的招生制度究竟是照顾贫困地区还是本地考生,可谓一目了然。北大、清华、复旦、浙大和南京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都对本地学生降低标准录取,以至这些全国性高校录取本地考生的比例远高于其它地区。例如2004年,北大在北京地区的文理科分数线是全国最低的;2007年,北大在各省每万考生中录取人数最多的省份依次是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复旦大学录取本市学生的比例则高达52%,其它高校也存在类似情况。[4]
由于全国著名高校全部集中在大城市,这些学校对本地优惠的录取标准必然导致大城市而非边远或农村地区的考生得到最大程度的照顾。因此,高等教育平等非但不是为了取消国家对教育不发达地区的照顾,而恰恰是为了取消教育资源优厚的大城市的招生保护主义特权,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各地更为均衡的分配。

在普通高等教育中存在学科间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目前我国女性所学专业主要分布在中文、外语、师范等人文学科,学习理工类专业的女生明显少于男性,女性专业集中的性别趋向明显。

  
在学者失语的情况下,我们尤其有必要呼吁招生考试平等。1982年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6条又规定了“受教育的权利”。[5]
将这两个条款联系起来,不难推演出高等教育平等机会的宪法权利。《高等教育法》第9条也明确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事实上,法律上的平等不仅限于法律适用的平等,也不限于立法上的实体平等,而是意味着所有公权力行为必须符合平等原则,其中当然也包括教育部、各省教育厅以及全国各地的所有公立学校影响考生高等教育机会的政策或措施,更不用说对考生命运影响直接而巨大的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因此,招生考试平等化的主张只是宪法平等原则和受教育权的直接拓展。

(二)教育层次的性别比例失衡

  
当然,受教育权并不限于高等教育平等机会。在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过程的末端,因而强调高等教育平等似有舍本求末之嫌,更为根本的措施是实现各地尤其是城乡基础教育平等,以此推动高等教育平等。笔者并不否认,和大学招生歧视相比,基础教育水平的各地差异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虽然国家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全面推行义务教育,但是农村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远远不足,农村基础教育无论是在资金、设备还是教师资源上都受到极大限制。[6]
如果不能实现基础教育平等、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确实无法从根本上扭转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局面。然而,基础教育平等和高等教育平等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冲突,我们没有必要陷于路径先后之争,而是完全可以“双管齐下”,同时追求不同层次的教育平等。再者,虽然中央已经开始重视农村义务教育问题,[7]
但是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各地教育均等的目标,因而等待基础教育平等并不是促进高等教育平等的现实选择。就目前来说,无论基础教育现状如何,改革招生考试制度、促进高等教育平等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当务之急。最后,在可见的未来,作为大学招生标准的高考仍然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因而大学招生平等将对整个教育过程产生一种提升效应,加快实现全国教育标准的统一和教育水平的均衡。

女性在高等教育中下层多于男性,而在高等教育的最高层男性比例明显多于女性。2013年我国男性硕士研究生在校人数为72.7万人,女性为76.8万人,女性比例达到了51.38%。2013年我国男性博士研究生在校人数为18.8万人,女性为11万人,女性比例为36.9%。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女性硕士研究生在校人数多于男性,而在博士研究生中则是男性在校生人数多于女性。

  
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平等不仅是一项宪法要求,而且需要有效的宪法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招生考试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延续。作为计划体制的一部分,中国高等教育原先采取了“统分统招”的高度计划模式;自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高考改革也和中央放权的市场改革类似,大学招生和考试权力逐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但是在这个领域,中央恰恰下放了某些不该下放的权力。就和经济管制权的下放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一样,招生考试权力的下放也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使外地考生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而且使各地高校处于难以摆脱的地方保护“囚徒困境”。要超越高等教育歧视的“囚徒困境”、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权利,只有通过规定全国统一的录取标准。中央应充分履行其应尽的宪法义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通过统一命题和录取标准禁止高校实施地方歧视,为各地考生保证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只有保证大学招生考试过程的统一和公正,才能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平等;否则,所谓的“高考多元化”改革只不过是掩盖招生地域歧视的烟幕而已。

(三)教育资源占有率性别比不均。

  

男女两性教育资源占有不均,反映了教育的性别不公平。目前我国男性高等教育资源占有率偏低,主要表现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于男性,因而在教育资源占有上男性要比女性少;教育层次与国家的教育投入成正相关,如上文提及,除博士研究生阶段外,女性比例都大于男性,说明男性教育资源占有率也会越低。据了解,在班里学习成绩前几名的学生中,女生也占多数。除了学习方面,在参与社团工作、文艺活动、学术俱乐部等方面,女生已经全面超越男生,取代男大学生的主体位置,成为活跃校园生活的主要力量。教育部官网上“2013-2014年度国家奖学金获奖者”中,女生也占了绝对的优势。以西南大学为例,2013-2014年度获得国家奖学金者共335人,其中女性245人,占到总人数的73.1%[7]。另外,在“全国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全国三好学生标兵”,“全国优秀学生干部标兵”中,女生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二、大学招生指标的合宪性质疑

2.高等教育过程性别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当然,并非任何差别对待都构成宪法所禁止的歧视,因而首先需要论证的问题是,造成录取标准地区差异的大学招生制度是否违反宪法平等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招生有许多环节,任何环节都可能涉及平等问题。如果试题不统一,那么全国考生就失去了平等比较、衡量与选拔的基础;如果各地在统一的试卷和评分标准下录取分数线不同,那么同样考分的考生就受到了不同对待;如果招生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袒护本地考生、人为降低录取标准的不规范行为,那更是显然侵犯了外地考生的权利。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焦点集中在问题最严重的录取标准。至于招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体违法违规行为,本来是行政执法问题,在此不赘述。

(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无论是国家、各省还是高校掌握具体招生大权,都可能违反平等原则,招生主体的性质并不决定招生行为。即便高校单独招生,也完全可以在原则上对各地考生采取同样的录取标准;即便国家统一招生,也不必然意味着中央对全国各地规定统一的录取标准。事实上,1950年代以后实行的“统一招生”制度也同样采用地区配额制;虽然具体名额分配有所不同,但是本质和现在的高校单独招生并无差异。目前,招生体制问题最严重的不是不同主体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不平等,而是法律规则本身的不平等,而大学录取的地区配额制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继承而来的一以贯之的做法。因此,要从源头上根除招生制度的不平等,最终必须从直接针对各地考生的录取标准入手。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父权制文化和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主流,它们直接影响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方面,这种传统观念影响女子入学的机会。由于受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家庭在对待子女教育的问题上,表现为重视对男孩的教育。尤其是农村家庭和低阶层家庭,对于儿子的期望值远远高于对女儿的期望值,更倾向于将有限的钱用在男孩身上。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女性选择最高层次的高等教育,从而造成了高等教育性别层次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这种传统观念也导致了女性专业性别隔离状况的存在。许多家长和教师认为女性不宜学理工,女性擅长于形象、语言思维,男性擅长于逻辑、抽象思维。因此,在中小学教育中教师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引导男女学生向两极发展,即男生学理工科,女生学文科。学校和社会通过教育或媒体在某些方面强化了男女之间的差异,从而影响了女大学生的专业选择。再有,虽然今天社会的发展使女性通过就业担任社会角色,女性走向社会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但是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家庭角色期待仍然大于对其社会角色的期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大学生的专业选择和制约了女性自我的发展。女性成材不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与承认,而且遭到社会的压制与鄙弃,加剧了高等教育中女性的劣势地位。

  
由于长期实行地区配额制度,各大高校都按照各省录取指标划定录取分数线,因而虽然到2001年为止,全国高考试卷统一(上海除外),但是同一所高校在各省的录取分数线相差很大,因而显然对不同地区情况(考分)类似的考生给予不同待遇,尤其本地考生的录取标准明显低于外地考生,从而构成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当然,平等不是绝对的,也允许例外,但是对平等原则的偏离必须具备正当目的,而且所主张的目的和所采取的手段之间必须具备合理联系。以下主要探讨大学招生地方保护的可能理由及其正当性,以及按人口比例分配指标和纠偏行动等措施的合宪性。

(二)教育过程中缺乏对性别差异的关注

   1.大学招生是否存在地方保护主义?

现代教育把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所追求的是人的启蒙与解放。相对于作为具体存在的男人、女人而言,抽象的、整体的“人”只是一个没有性别的整体性的精神存在,它模糊了男女具体的差异[3]。于是,现代教育也就成为了一种无性别差异的中性教育。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毫无差别地接受同样的教育,统一教学、统一要求、统一考核等整齐划一性的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基本范式,强调整体性、统一性、确定性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关注,也没有成为对具体的男女学生现实存在状态的关注,而是变成了对“学生”这一同质性整体的普遍关注,而学生也履行作为“学生”这个特定角色的共同社会义务,而不是实现自己分别作为男生、女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因此,教育现代性中主体平等原则的抽象性,使得整个社会所努力追求的教育平等,实质上变成了一种教育均等,也即教育资源享有机会的均等。因此,这种貌似的“公平”忽略了学生性别差异而追求的教育平等,虽然在就学机会上为所有学习者提供相同的标准,但由于它内在地抹杀了个体的自然天性差异而造成了真正的性别歧视,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人为地制造了新的不平等[6]。此外,由于教育现代性自身内在的性别意识缺位,还使得现代教育在无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性别模式的刻板印象。在家长和教师的潜意识中,普遍认为男生在发展方面有着天然的优越性,经过一定时间努力自然会赶上并超过女生。这种意识不仅是对女生的一种歧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男生心理上的优越性和学习方面的惰性。如现在学校中存在着一种认为体育发达、个性张扬、对学业不甚重视的男孩更酷的倾向,而对认真学习的男生较为鄙视。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一方面人为地阻止了教师积极探索能有效地帮助男生发展的方法,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男生进一步发展的有效空间。从而导致在高等教育中下层中男性比例明显少于女性。

  
首先,一种颇为流行的论点是否认大学招生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种主张有几个不同版本。其一是考生素质论,至少在京、沪、津等大城市相当流行。这个主张承认录取分数线对本地更有利,但是认为这些城市的考生文化素养高、见多识广、知识结构全面;总之,大城市的考生素质要比偏远山沟里出来的考生更优越,而这种素质未必体现在高考试卷上,因而降低本地录取标准只是对本地考生素质的一种补偿,因为考分不应该成为衡量考生的惟一指标。这个论点并不见得错,考分确实只能衡量考生的一个方面,一个合理的大学录取机制也确实应该结合其它方面的指标,更全面地衡量考生的综合素质。但是问题在于,“素质”究竟是什么?如何定义与测量?在没有任何定性或定量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证明大城市的考生素质更优越?是否可能证明在考分类似的情况下,所有大城市考生的素质都比农村考生高?显然,法律辩护需要证据。如果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调查证明考分类似的学生入校后,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显示出更大的潜力,[8]
那么考生素质论或许可以成立。然而,在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只是不足采信的自说自话,而以虚无缥缈的“素质”来弥补考分的不足实际上只能纵容赤裸裸的地域歧视。更何况“素质”并不是天生的,农村或城镇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也完全可以提高原先不具备的某些“素质”。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学生在教育资源远落后于大城市的情况下还能考出至少和大城市考生同样的成绩,恰好说明他们的能力或“素质”并不差。因此,笔者赞同改革高考试题、全面衡量素质的主张,但是在缺乏更可靠的替代手段的情况下,[9]
高考仍然是衡量考生“素质”的最可靠和最重要的方式,而如果各大高校仍然主要根据成绩决定是否录取,那么录取标准在原则上应该各地统一。

三性别与高等教育结果不公平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论点是城市让步论。这种似是而非的主张也承认招生指标的地区配额制对本地考生有利,但是认为现在看似对大城市有利的录取制度其实是对贫困省份的最好保护,原因是京、沪和江浙一带教育资源雄厚,和其它省份相比更强调素质教育,而目前这些地区的高考和录取成绩之所以相对较低,恰恰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学校没有严格按照应试教育;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地方实行的素质教育是在考分上对相对贫困地区“让步”,而配额制只是对这种让步的补偿。一旦各省采取同样的录取标准,这些省份失去了配额制的保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性别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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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大学毕业生获得不同等的就业机会,女大学生就业难。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毕业人数也随之增加,就业难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普遍现象,而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个问题已经对整个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了阻碍。女大学生就业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二是女性就业层次比男性低。目前社会的多种职业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总是优先录取男性,女大学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总会遇到性别歧视,虽然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男女平等,可很多用人单位依然拒绝接受女大学毕业生。据统计,在相同条件下,女毕业生就业机会大约只有男毕业生的87.7%[8]。在就业层次上,女性大学生就业层次低于男性大学生。根据一项针对五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已签约的大学生中,签约国企的女性比例比签约国企的男生的比例约低17%;民企成为女大学生的最大签约单位,一半以上的女性进入了民企,比男生比例高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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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等教育结果性别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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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偏见。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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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本文链接:/data/99565.html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在影响女大学生就业难的诸多因素中,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对男女两性不同角色期待是制约当前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障碍。如传统文化中对女性陈规的性别定型和塑造,造成社会对女性参与工作的排斥和工作能力的怀疑。传统文化还消解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夹缝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方面诅咒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偏见,一方面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传统的卫道士。

(二)女性自身因素的影响

女性容易受社会舆论的影响和周围环境的暗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由于受社会对低期望值的影响,一些女性形成自我低自我评价,这种低评价显然影响她们的成就动机,从而影响她们学习和事业的主动性。社会心理调查资料显示,目前男性的独立意识、事业心与成就感仍强于女性。由于封建意识和社会鄙视女性的意识存在,而这些意识被部分女性内化,因此女性群体中普遍存在缺乏自信、自立、自主、自强,而家庭意识、依赖心理和自卑感仍缠绕着女性内心[1]。女性较低的期望水平及其传统的封建思想,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更反过来加深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

(三)男性主导的政策法律体系

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性别公平问题的保障政策不完善的影响。虽然我国《宪法》第2章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教育法》第36条也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但是女性由于生育、生理等原因,往往被劳务市场视为负担,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政策重视不够,这都大大打击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自觉性[10]。

四推进高等教育性别公平的对策

高等教育中性别不公平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不仅是高等学校内部的问题,更是社会整体的问题。解决高等教育所遇到的性别不公平问题,必须依靠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早日解决,必须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入手。具体对策如下:

1.改革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评价方式

当今,我国迫切需要的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这对高考制度理念创新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因而,高考必须从选拔或淘汰式为主转变以展示才能和全面评价为主,这样各类创新人才才能脱颖而出[11]。高考制度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公平性的前提下,实现招生的多元化,这需要改变高考成绩的唯一性,探索既能保证人才的基本素质又能顾及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评价制度,为不同的大学挑选到合适的学生,同时也为学生挑选到适合自己潜能发挥的大学。如哈佛大学招生政策既考虑了学生中学的学业成就,但也参照其它的标准,如社会参与在课外活动中的领导才能和荣誉以及工作经历。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则非常明确,即考生的学术能力与潜质,包括考生的学习能力、学术兴趣以及以往经历与所申请专业的契合程度[12]。这种新的高考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男性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较少的问题和高等教育专业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

2.改革大学学业评价方式

大学的学业评价方式决定了学生可以接受什么质量的大学教育,并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他们的成长关乎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大学生学业评价方式的改革在当前同样重要。首先要确定合格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是什么,使评价具有针对性。其实,大学生的学业成就评估问题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经合组织推出了“高等教育学习成就评估”项目,评估内容包括一些被认为是“21世纪基本素养”的指标:批判性思维、分析性推理、解决问题和书面表达。这对于我们确立评价的标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次,注意测评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将一些指标能够分解并量化,避免过分注重学习成绩的后果[3]。这样,可以把男生善于动手实践、解决问题等优势凸现出来,这对于改变男性大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弱势地位有一定积极作用。

3.转变传统观念,营造良好的氛围

我国人民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国民心态并没有彻底的改变,要保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必须转变传统观念。首先,必须抛弃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实现性别角色的社会平等。其次,要增强性别平等意识,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各种形式的舆论形式,有意识地形成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性成才的良好的舆论社会环境。

女性从出生就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等各方面性别不公平意识的影响,在她们的思想深处,也刻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要真正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男女平等,需要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发展水平是女性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客观的评价自己是自信的根本,女性要自觉树立起正确的妇女观,具备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意识,积极参与高等教育高学位教育,提高竞争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最终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4.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

教育法制化是现代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只有运用法律的形式规范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关系,女性教育的发展才有法律上的保障。首先,政府应从宏观的角度建立健全体现性别平等的保障妇女受教育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完善女性教育执法监测监督制度。其次,政府应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保证女性在高等教育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资源,对歧视女生的学校及拒不接受女大学毕业生的单位及个人施以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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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gender justices of education in China

Abstract:Gender justices of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ustice of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unfair status of
gender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reason of this unfair
status, and presented some solutions. This article was aimed at helping
solve the problem of gender justices of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gender justices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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